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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否认的是，2020年的疫情“黑天鹅”几乎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，很多企业不得不直面资金流压力、业务萎缩、供应链中断等挑战。甚至有企业直言，现在这种情况，是一个大经济周期下的浓缩精华版的“极限测试”。对此，温志平深有体会：“疫情期间我本身就在武汉，所以亲身参与了一线工作，就是帮助武汉的社区居民保供。刚开始复工的时候，武汉公司只有3个人在，司机和运输车辆不在，供应商的仓库也没有复工，这对企业来说确实是极限测试。”

商家：要交给他们两百块钱罚款，才允许我们交。商铺老板说，每个月他们缴纳的所谓电费加服务费高达两万多块，支付了这些之后，商家几乎没有什么利润可言。继去年工商业平均电价降低10%后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再降低10%。这些惠民政策这里的商家都看到了，但让他们无奈的是，他们一直没有享受到。

打造国家中心城市，产业和交通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。未来西安将全面提升西部经济中心功能，增强对全国经济版图的支撑。产业方面，将以“3+1”万亿级大产业为主体，形成富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。“3+1”万亿级大产业的“3”是指以电子信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，以新能源汽车和航空制造为主的先进制造业，以枢纽经济、门户经济、流动经济为主的现代服务业； “1”是指万亿级文化旅游大产业。

目前看，无论是政策支持，还是各方关注，武汉始终是焦点。其实，黄冈、孝感等武汉外围地区的疫情也十分严峻，从1月25日到2月3日的病患数量增长看，黄冈从122例增至1422例，增长了10.7倍。虽然黄冈病患数量没有武汉多，但医疗救助资源和技术力量远弱于武汉；各地捐助的医疗资源的投放集中于武汉，黄冈、孝感等地物资短缺情况并没有彻底改善；武汉等大城市面对突发性危机的应变与治理能力、治理经验、治理效率远胜中小城市；乡村分散布局的特性决定了乡村的宣传、动员需要更多人力物力和财力；广大村民对春节拜年、聚众娱乐、吃饭喝酒等传统乡村习俗更加痴迷，对相关法律与法规的认知和理解不够深入，这也可能影响防疫行动的实施效果。

歼-7G与歼-8F/H为代表的第二代战斗机深度改进型，在我国空军与海军航空兵装备的时间本来就不长，还不到15年，机体基本上都是新的。装备数量也不小，歼-7G大约装备了50到60架，歼-8F/H也有大概70架到80架。除了这些飞机之外，老的歼-7B等型号大约还有15个航空兵旅左右，歼-8B/D大概还有5个航空兵旅左右，无论是从战斗力延续的角度来说，还是从编制保持的角度来考虑，这些飞机都不可能一次性全部退完。

同样，高丰也表示，不论是疫情也好，或者说任何一次危机，其实都是一个“变压器”“放大器”。好的企业、现金流良性的企业即便在疫情之下也会正常运营，现金流不好的企业在疫情期间也隐藏不住。而这段时间也是企业在战时状态发现自身潜力的好机会。“和平时期是发觉不出来的，大家惰性很强，现在到了战时，大家团结凝聚力如果做得好，能发现很多潜力，把这些发现出来的潜力真正长期化和固化下来，我觉得是企业最该去考量的事情。”高丰表示。